非洲郎中的医术
安娜-玛丽埃．考夫曼
（ 法国精神分析学家）
精神分析就其实质而言并不仅仅只是解释或阐述人们在与其同代人和周围人际关系中有什么不正常的问题。它同时也是一种治疗过程。在一个精神分析医生看来，违背病人意愿的现象在治疗过程中是难以想象的，更不可思议的是医生竟然会比病人更了解病情。换句话说，一个精神分析医生的行医准则是建立在对其固有知识的某种形式的摒弃之上的。当病人前来寻求帮助，以求活得更好些时，医生并不比病人更有主意，而是等待病人自己讲述，从中领悟问题的症结。医生急欲了解病情，这会在病人身上激发起同样的愿望，从而使病人消除自己身上的病理机制，以求解决处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而不是坐等健身良方。简言之，精神分析的理论是使用病人自己的语言解释形形色色的神经性症状，而这种解释都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是人各有异的。
交谈在医疗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是一个精神分析医生在非洲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非洲各种传统的医疗方法，其核心内容并不像某些欧洲人种精神病学家所断言的那样仅仅是用言语来规劝举止异常的患者，促使其回到正常的社会风范上来，而是采取交谈的方式，考虑患者的具体问题及其根源。
然而，在非洲和欧洲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在非洲人看来，疾病是一种外在力量造成的，是因为冒犯了某一位神仙而招致神灵作法的结果。因此，要治病首先必须弄清楚得罪了哪路神仙，是什么样的罪过，以及怎样才能补偿。
欧洲许多精神病医生认为，一旦病人的症状得以确认，剩下的就只是调治了，或对症下药，或收之入院就万事大吉。但拥有精神分析经验的欧洲精神病医生却同传统的非洲郎中一样对这种疗法持怀疑态度。因为这种疗法忽视了病情的真相，即忽视了潜藏在每一个病人身上的真正的病根，它只是用纸把裂缝糊了起来，一旦有了条件，裂缝便会重新裂开。当我们同传统的非洲医师以及西方精神病医生交谈过后，我们常常对非洲医术中注重揭示病因、重视谈话的做法留下深刻印象。这种做法能使某个人的富有象征性的标志恢复正常，充分得到承认，以便使他在社会中重新获得应有的地位。
认真负责的郎中
我这里试举二例来说明传统的非洲疗法。第一个例子是一个俾格米郎中，他接待了一个寡妇。这位妇女自丈夫死后神智时常昏迷，产生幻觉。发病时她的丈夫出现于眼前，嘱咐她要看好家，种好地，别让孩子把遗产挥霍掉。此时她常常显得痛苦不堪、焦躁不安。这种病情使得她隔绝于世，甚至置孩子于不顾，其中一个因此而夭折。丈夫的遗产也消耗殆尽。丧子散财，这无疑是她生活中的极大不幸。
因此，摆在这位俾格米郎中面前的就是一桩病理性丧亲的病例。如果是欧洲的精神病医生，就不会再进一步探询了，他将建议采用抗抑郁性镇静药物的疗法以“消除症状”。可是这位俾格米郎中却不满足于这种现成的简单疗法。他花了好几个星期，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原来，病人的丈夫在长期患病期间曾要求她去树林中采些可能治好他病的草药，她却借口没有时间、没有钱而没去。丈夫死后，她感到自己对此负有责任（这一想法有些道理）。这种不便告人的负疚感只要一露头，便使她迷茫入魔，看见她丈夫前来纠缠。指出她的过错之后，她就能通过一种宗教仪式恰如其分地减轻这一心理负担并采取一些措施，表示悔改。这样，不久她便摆脱了这种症状。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治疗男性不育症的，一男子找到一位郎中诉说他长期不育之苦。他先后曾与数名妇女交媾，这几个女子均未生育，可一旦离他另嫁，皆迅即怀孕。这位郎中没有满足只给病人开几付专治不孕的药方。他猜想这里面有心理方面的原因，于是进行了调查。几个星期之后果真被他发现了问题的症结。病人承认，他未得父亲许可即与女人交往，为此父亲曾几次诅咒他。郎中派人把老人请来，让他说出原委，然后正确的分析了儿子的错误性质，使父子俩消除了隔阂。不久，儿子在父亲的安排下结了婚。九个月后，小宝宝便出世了，后来还生了好几个孩子。
透过一般的可治性症状是不难发现病人同他的病因的联系的，郎中先生正是通过交谈的方式摸清了导致病变的各个事件的象征性过程，而这种做法非常接近精神分析法。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医生并不需要知道在一个症状背后藏着何种潜意识，需要的是通过他的这种不知让病人讲出自己的毛病所在。
付费的象征意义
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分析疗法的性质。在欧洲一般认为精神分析法是为那些付得起费用的人服务的。弗洛伊德本人就常常强调恳谈疗法只有在实行了某种形式的付费之后才会起作用。付费起着双重作用。它反映了从精神分析医生那儿取得服务的独特性，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在治疗病人（这毕竟是他的工作），更主要的是因为这一治疗要求他暂时把他的主观自我收起来而摆出一副急欲了解病情的姿态，正是这种求知欲使得病人得以自我治疗。因此在精神分析疗法的双方关系中付费是病人对医生牺牲--但并不忘记--其主观性这一行为的补偿。其次，付费还有一种“损失功能”。钱付出了就是失去了，而在一次分析治疗中着就意味着病人会丧失可能与某些病症相伴而生的病态的欣悦。
在非洲，经济问题常常被提出来作为论据，说明一无所有的人显然是不能指望他们付款的。这种说法忽视了付费的象征性含义。这也是弗洛伊德在鼓励他的学生面向社会各个阶层提供精神分析服务时所强调的。不管怎么说，除了金钱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支付手段，例如可以通过提供服务的方式用一个人的时间作为支付手段。弗洛伊德常常有各种各样的事要他的病人去做，譬如为他整理文献目录。支付治疗费时，会把这种服务考虑在内。
非洲传统的医生也认为病人应当付费，应当破费一些财物（并丧失一些与他们的病症有关的病态的快感）。在一些非洲国家，精神分析法似乎很自然地适应了当地的水土，尤其体现在承认病人的独特性和要求病人付费这两个方面。
此外，一个精神分析医生只有通晓当地文化，才能有在非洲行医的机会，才能在探询病情真相时一步步地追踪他的病人。但这并不是读几本人种文化学的教科书就能做到的，它需要直接投入那种文化氛围。这样看来似乎很有必要培养出一些能在两种不同形式的知识的相交面上运做自如的治疗学家，一种是关于无意识思想的知识，它演化成一种病人同外界关系的新的理论；另一种知识涉及到每一个病人同其父母、家庭、社会、邻居以及神灵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因不同的民族、文化和时期而不同。
虽然人们用来同现实妥协的手段到处都一样，但却可能有许多完全不同的表现形式，一个欧洲的家庭组织一次悼念其死去的孩子的方式同一对失去好几个子女的非洲夫妇力图保护一个未出生的婴儿，使他们免受生死界上颠沛之苦的方式，在表面上就毫无共同之处。如果不了解这些情况，欧洲的精神分析医生就很容易产生错误的理解；这也正是令许多助理精神病医生落入其中的陷阱。这些助理医生们读了几本书，见过几个人之后，就以为自己已经懂得了病人的思路，例如，他们可能会将一个诉说自己肝脏有病的豪萨族男子看成是一个大惊小怪的疑病症患者，而实际上却说明这名豪萨人的阳刚之气的发祥地遭到了严重的伤害。
非洲的智慧
在非洲，重要的是如何把精神分析同当地文化的方方面面协调起来，同一个尚未为外来文化侵占的地区所积累的全部智慧协调起来；在这种地区人们尚未忘记什么是他们的生活根基、什么是他们可以坚持的家庭和文化的标志。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的结合就能使我们掌握一种能与承担责任的非洲观念和把病人也设想为有责任感的提倡分析的社会风尚相容的心理学方法。这就使得非洲人能像我们的欧洲病人（以及我们之中业已踏上了非洲之路的那些精神分析医生）一样，具备一种由于重视了非洲人的文化和他们的个性特征因而大大增强了的理解力。
在我看来，欧洲的精神病学企图对各种精神疾病做出概论并且用作准则来解释非洲人的思想的做法是失败的。非洲人在以颇具讽刺意味的耐心听完了这种意图之后依然完整地保留了他们自己的深刻的信念。他们认为，人们采取什么方式去体验语言的力量应由他们自己选择，这种方式应当能是他们以一种自己能承受的最佳方式来对周围环境作出反应。欧洲的精神分析法向来是而且将永远是颠覆性的，因为它把病人置于神圣的社会利益之上。而在非洲这片大陆上，这种颠覆性业经巧妙的改造，已同一个古老的、智慧的文化相适应，这种文化仍然相信，现代科技文明无法摧毁人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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